太原电瓶销售联盟

【书楼】晋阳书院:河汾三立,山大之源(上)

芷蘭齋2022-08-23 06:38:56

按照《山西通志》卷七十六记载:“旧《志》:府东旧有晋阳书院,后名河汾。明万历初,废。癸巳,巡抚魏允贞复之,改名三立祠,王道行为记。辛亥,督学王三才移祠于后,前建考棚,自为记。崇祯间,巡抚吴甡檄督学袁继咸修葺,基址卑湿,寻圮。

 

此段话所说的“旧《志》”,应该指的是前代所修的《山西通志》。按照旧《志》上所载,是先有晋阳书院,后来改名“河汾书院”,之后又改名为“三立祠”。

 

管理严格的学校大门


《山西通志》中还有这样一句话:“国朝顺治间,巡抚白如梅移建今所,仍名三立书院,前为校士所。”明崇祯年间重新修建的三立祠后来倒塌了,到了顺治年间,当时的巡抚白如梅重新建起,将其改名为“三立书院”。

 

然而王欣欣在其所著的《山西书院》一书中,却与以上所载的顺序有些差异。本书首先说的是河汾书院,称此书院创建于明嘉靖九年:“是由山西按察司副使陈讲倡议,利用原巡抚衙门旧址,扩充房舍建立的。书院内增建‘三贤堂’,祀奉着山西历史上的三位先贤大儒王通、司马光和薛瑄,以为士子们学习的榜样。有藏书1600卷,学田100余顷,在院生员150名。万历七年(1573),张居正奉诏罢毁天下书院,河汾书院即行停办。

 

进入校门所见


看来首先建造的是河汾书院,而此书院创建之初就有一定数量的藏书,只是到了万历七年,根据皇帝的命令,河汾书院停办。十四年之后,也就是到了明万历二十一年,当时的巡抚魏允贞将原河汾书院内的三贤堂,移建到了右所街,将其改名为“三立祠”。因为那时禁止天下建造书院,所以魏允贞将书院改名为祠。到了天启五年,魏忠贤又矫诏尽毁天下书院,三立祠又废。到明崇祯七年,书院又建造了起来。到崇祯十六年时,三立书院大盛,傅山还曾做过三立书院的主讲。

 

匾额换成了“山西大学”


明末清初的战乱使得三立书院被毁,到了清初又恢复了起来:“清顺治十七年(1660),巡抚白如梅在太原侯家巷购地重建,增建房舍70余间,仍以三立祠之名恢复书院活动。康熙二十年(1681)镌补宝贤堂帖贮两廊。”(《山西书院》)清雍正十一年,皇帝下令在各个县城设立书院,并由朝廷出一部分营建费用,于是太原当地将三立祠改为“晋阳书院”。

 

按照以上的这段记载,首先是有河汾书院,之后才有了三立书院,到了雍正十一年才有了晋阳书院,这一段记载颇为详细,然却跟《山西通志》上所言的“旧有晋阳书院,后名河汾”有异。但有一点《山西书院》中却说的很明确,那就是顺治十七年,三立祠建造于太原的侯家巷,这也就是后来山西大学堂的所在地。

 

粉刷过的楼体


关于山西大学堂的来由,王杰、祝士明所编《学府典章: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初创之研究》一书中有如下描述:“山西大学堂是在晋阳书院和‘令德堂’书院的基础上创建的。晋阳书院成立于1733年,‘令德堂’书院草创于1882年。1901年清政府命‘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设大学堂’,山西巡抚岑春瑄即将原晋阳书院和‘令德堂’书院撤销,合并成立山西大学堂。同时上报清政府《设立晋省大学堂谨拟暂行试办章程》。山西大学堂分为中学专斋和西学专斋。中学专斋由晋阳书院和‘令德堂’书院组成,而西学专斋则是另有起因。”

 

看来山西大学堂的前身就是晋阳书院和令德堂,而令德堂的创办人是当时的山西巡抚张之洞,他是在光绪八年经朝廷批准建造而成者。为何将这两家书院合并为山西大学堂?这件事跟李提摩太有很大的关系。

 

65岁的李提摩太(资料照片)


李提摩太是英国传教士,他在中国传教多年,故而跟清政府的上层有较为密切的交往。十九世纪末,义和团运动兴起,当时的山西巡抚毓贤跟慈禧太后的关系较为密切。那时的朝廷大臣以主张杀洋人者为主导,于是毓贤就是保护神会教徒的名义,。

 

光绪二十六年,也就是190079日,毓贤将集中在一起的41名外国传教士和17,以及英国教师毕翰道一家七口人,一同押运到了巡抚衙门的西辕门外全部处死。而后这个风气传遍全省,山西多地发生焚烧教堂和处死传教士及教徒的事件。

 

李提摩太博士装(资料照片)


八国联军打入北京后,随后分出一部分军队开始向山西进发。到了1901年春,八国联军打下了平型关、娘子关等数个重要关口,迅速地挺进太原。面对这种局面,新上任的山西巡抚岑春煊,开始想办法保一方平安。

 

这个阶段,当地的传教士和教民也开始自卫,他们占领了令德堂书院,以此作为教堂和住宅,同时派人跟岑春煊谈判。因为局势复杂,,于是他接受山西洋务局督办沈敦和的建议,给英国耶稣教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发电报,希望其能前来太原共同协商如何处理山西教案。

 

院中左侧的收发室是老建筑


岑春煊为何要请李提摩太前来?《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自述:“因为在山西生活了很多年,在赈灾过程中又为当地官民所熟知,我被选中与全权大臣协商处理此事。”

 

而那时,义和团杀掉了山西传教士及教徒有几千人之多,李提摩太觉得冤怨相报何时了,他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就是这些愚民为什么要杀传教士,他认为就是这些人的无知,所以要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就要从启迪民智做起,于是他在解决山西教案时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我对他们所说的是,传教士协会不会拿传教士们的生命来卖钱,但是,由于罪行已经发生了——这是任何政府都不能放任不管的,我建议从赔款中拿出五十万两返还山西,每年支付五万两,用来在太原建立一所西式大学,。

 

这边也有一座对应的旧楼


关于李提摩太的这种思想,英国苏慧廉在其所著的《李提摩太在中国》一书中予以了印证:,清算他们在该省所受到的痛苦。新教传教会决定,他们传教士生命的价格不能用金钱来计算。因此,李提摩太告诉全权大臣,传教士协会不能拿传教士们的生命来卖钱。不过,既然罪行已经造成,任何政府都不能坐视不理,必须采取重大的行动来承认并弥补过失。他认为,如果能够避免这种应受谴责的品性不受节制,而这种无节制乃是因为无知和迷信而造成,那么这就是唯一令人满意的补偿了。于是,他建议从赔款中拿出50万两白银(大约10万英镑),每年支付5万两,在太原建立一所西式大学,让山西最有能力的年轻人接受西方现代知识的教育。”

 

为此,李提摩太写了一篇《上李傅相办理山西教案章程》。1901529日,李提摩太把这个章程交给了李鸿章,此《章程》总计七条,其中前两条是:

 

一、各府州县杀害教民甚多,本当按律正法。但太知此辈受官指使,又受拳匪迷惑,不忍一一牵累。为各府起见,首匪当惩办一人以示警。若晋抚果能剀切晓谕,使彼等痛改前非,敝教亦将匪首从宽追究。

 

二、晋省地方绅民胁从伤害教民之人,虽宽其死罪,却不得推言无过。凡损失教民财产,罚其照数赔还,并无依之父母孤儿寡妇,必有事奉养。

 

侧前的距离


从这两条的情况看,李提摩太对此事提出的解决方案,确实不是冤怨相报。他说山西当地虽然杀掉了许多教民,按照法律,这些杀人者都应该被处死,但他觉得这些杀人者是受人指使,被他人所迷惑,所以他不愿意将这些人全部处死,他提出仅处死杀人者的首领一名即可。如果这名首领也能痛改前非,他认为即使是首领,也可以从宽处理。


这应当是当年的正门


而李提摩太提出的第二条,就是认为死罪可免,但损失必须补偿。关于这具体的赔偿,也就是本《章程》的第七条:“共罚全省银五十万两,每年交出银五万两,以十年为限。但此罚款不归西人,亦不归教民,专为开导晋省人民知识,设立学堂,教育有用之学,使官绅庶子学习,不再受迷惑。选中西有学问者各一人总管其事。”

 

转到院外的另一侧拍照


李提摩太提出的总赔偿金额是50万两白银,但可以分为十年交付。而尤为难得者,他认为得到这笔钱并不是去拿来赔偿已死的传教士和教民,他提出用这些钱在山西当地办教育,让这些人不再干出那些愚昧的事情。

 

 

微信号:zhilanzhaiweili

藏书家韦力的古书之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