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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之歌——农民中走出的国家领导人(44)

中国将军政要网2020-06-29 14:07:29



4.4  毛主席得知陈永贵


1990年4月,我在北京见到了阔别多年的老领导陶鲁笳同志。当年是他把陈永贵的事迹汇报给毛主席的,但后来有各种说法。谈到大寨的近况,我把一些传闻告诉了他,勾起了他对当年的回忆,便再次谈了他向毛主席汇报的情况。


陶鲁笳说,1964年他向毛主席汇报后返回省里,向省委常委作了传达。并说,“你可以去山西省档案馆查一下省委常委会记录”。


我回山西后,请山西省党史资料编委会主任李格代查,后来李格同志将查到的记录稿寄给了我:


1964年3月28日至29日,毛主席召集河北省委的林铁、刘子厚和山西省委的陶鲁笳等人到他停在邯郸的专列上汇报工作。陶鲁笳汇报了他在大寨蹲点的情况,自然而然地扯出了陈永贵,并将陈永贵的工作情况详细向主席作了汇报。


陶鲁笳说:“我不久前到昔阳县大寨大队蹲点,了解到这个大队的生产和政治思想工作都很出色,支部书记陈永贵是个生产能手,也是思想政治工作的能手,而且对管理工作抓得很严,公私分得很清。省委1960年就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党支部书记向陈永贵学习。陈永贵提出一个很好的口号,叫作‘参加生产,领导生产’”


毛主席插话说:“很好嘛!就像打仗一样,纸上谈兵不行。你不参加打仗,怎么会指挥战争呢?”


接着,陶鲁笳又汇报说:“陈永贵要求每个党员的劳动要好于一般群众,支部委员要好于一般党员,支部书记要好于一般委员。他认为只有这样,党支部才有资格领导生产。初级社刚成立时,村里有些人(那时说成是地富分子)说怪话,‘看这些穷小子们,还办社哩,兔子尾巴长不了,用不了几年,非让他们吃塌了不可。’陈永贵得知后在党员大会上说,‘我们每个同志都要横下一条心,绝不沾公家一点便宜,让他们看看,共产党员根本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人。’十年来,大寨全村的工分帐和财务帐从来是一清二楚,接受群众监督,定期向社员公布。群众称他们的支部书记是贴心书记,会计是保险会计。大寨的评工记分,照陈永贵的说法是‘有制度,不繁琐;有差别,不悬殊。’”


毛主席插话说:“这个办法好。评工记分就是不要搞繁琐哲学,又有差别,又不悬殊,才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


陶鲁笳接着汇报说:“陈永贵这个人,群众说他很有才干,他领导群众搞集体生产,年年有新套套。他常说,你没有新套套,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它不会给你增产一斤粮食。他的新套套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是在和群众一起劳动的实践中琢磨出来的,所以很见效。正如他说,集体生产有了新套套,才能变思想,变技术,变土地,才能稳产高产。从建立初级农业社以来,大寨年年改变着生产条件,年年增产,年年增加上缴国家的征购粮。可是大跃进那几年,许多农村浮夸虚报,说他们的粮食平均亩产已过了‘长江’,超过了800斤甚至1000斤时,大寨却如实上报粮食单产400多斤。”


“1963年8月初,大寨遭受特大洪灾时,陈永贵正在县里参加人代会,他知道后立即走山路绕回村。群众一见他就说,‘永贵,你看这么大的灾,咱们怎么往下活呀!’有的甚至哭了起来。陈永贵先问大家,人冲走了没有?牲口冲走了没有?大家说没有。然后他挺起腰杆说,‘没有冲走一个人,也没有冲走一头牲口,这就是大喜事,应该开庆祝会,还哭什么?毛主席说过,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造出来。老天爷是个纸老虎,欺软怕硬。你硬了,它就软了。我们每个人都有两只手,靠两只手,我们就能改天换地。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就是这样,他把全村动员起来,不分男女老少,齐心协力,夜以继日,战天斗地,果真创造出了惊人的奇迹。被洪水冲倒在泥浆里的秋苗一颗颗被扶起来,培土施肥,千方百计地救活了。结果,除少量完全被冲垮了的梯田绝收外,粮食亩产获得了700多斤的高产纪录。接着他们研究了洪水为害的规律,修订第二个十年造地规划,建设抗御旱涝能力更强的稳产高产的新梯田、沟坝田、河滩田。被洪水冲毁的旧大寨,也按照统一规划,用集体的公共积累重建家园。他们以白天治坡、夜间治窝的惊人毅力,建起了焕然一新的新大寨。仅仅半年多时间,半数社员就欢欣鼓舞地搬进了新居,这真是一个奇迹!”


“他们选择一处又长又高的坡面,用石灰写上了‘愚公移山,改天换地’八个大字,这八个大字体现了大寨人的雄心壮志。1963年11月,省委向全省农村、城市各级党组织发出了‘向大寨人民学习’的通知后,到大寨去参观的人越来越多,都惊叹大寨人个个是改天换地的劳动英雄。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高度赞扬了昔阳县大寨大队的革命精神……”


毛主席听到这里,饶有兴趣地问陶鲁笳:“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不识字?”


陶鲁笳当即在纸条上写了“陈永贵”三个字,并说:“他42岁扫盲,今年50岁,现在能读报,还懂什么叫‘逻辑’。不久前陈永贵在太原作报告,赵树理听了很佩服,对我说,陈永贵的讲话没有引经据典,但他的观点完全合乎毛泽东思想和辩证法。”


这时,毛主席对大寨和陈永贵以肯定和赞赏的语气说:“穷山沟里出好文章。唐朝时你们山西有个大学问家柳宗元,他在我们湖南零陵县作过官,那里也是个穷山区,他在那里写过许多好文章。”


类似这样借题发挥、旁征博引的谈话,陶鲁笳在同毛主席的接触中不止听到过一次。


毛主席又高兴地问陶鲁笳:“你们有他的材料没有?《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


随即,陶鲁笳让他的秘书把《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找来,同时把预先准备的有关陈永贵和大寨的材料交给了毛主席。


毛主席回到北京不久,1964年4月20日,周恩来总理就派农业部长廖鲁言到大寨做了20天的考察,他着重总结了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按农业“八字宪法”建设稳产高产农田的经验。他特别赞赏大寨经过多年努力,修建起的水平梯田成为活土层在一尺以上的蓄水保肥、抗旱保墒的“海绵田”的经验。廖部长认为,这种“海绵田”对于发展我国旱作农业具有普遍的科学意义。


回到北京后,廖鲁言部长向毛主席和周总理作了书面汇报。


同年5月中旬,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在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毛主席讲:“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要在种好16亿亩地的基础上,建设四亿亩稳产高产田。”


毛泽东主席就是在上述情况下号召“农业学大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