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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勇平:中共的抗战策略

sdfdcr2020-05-22 12:00:46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一改“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中共也把“反蒋抗日”变更为“联蒋抗日”,国共开始合作抗战。在1937年8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上,毛认为国民党的抗战会失败,中共要保存实力,避免阵地战,只打游击战。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坚持积极抗战,不然会损害中共的声誉。毛只得到张闻天的支持,只好向周等人妥协。

       9月,林彪的一一五师贯彻周恩来等人的积极抗战军事方针,在平型关伏击日军取胜,大大提高了中共和八路军的声望。一一五师出动了两个团(两千多人),消灭了日军一支战斗力较差的运输队,随后日军四个中队投入战斗,八路军就迅速撤出。平型关战役中,日军阵亡两百多人,八路军阵亡四百多人。官方党史把平型关大捷归功于毛,其实毛事先并未同意八路军参战。为此,后来在文革中彭德怀、林彪还被骂作是“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走卒”。

       受到平型关大捷的鼓舞,毛也不再坚持一味的山地游击战,部分认同了周提出的运动游击战。10月,八路军三个师又全部出动配合国军发起忻口会战,重创日军。随后,随着山西形势恶化,日军攻占太原,毛又重提游击战,否认运动战,还批评主张积极抗战的周有投降主义倾向。1938年2月,彭德怀指挥八路军采取运动战配合阎锡山反攻太原。毛对周、彭很不满,后来在整风运动中周、彭为此挨整。支持积极抗战的还有华北军委会的朱德、任弼时,而支持毛的除了张闻天,只有刘少奇。

       1937年11月底,王明、康生、陈云等人从苏联回到延安。12月,召开政治局会议,由王明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主张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批评了毛和刘少奇的观点。王明回国前夕,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特意召见了他,担心远东地区遭到日本进攻的斯大林,希望中国拖住日军,要求中共全力与国民党合作。王明的报告得到了周恩来等多数人的支持,毛也被迫接受。为了确保远东地区的安全,苏联也是最早援助国民政府的,援助了两亿多美元、两千架飞机。

       十二月的政治局会议,解除了张闻天自遵义会议后负总责的领导地位,成立了由毛和王明等人组成的新书记处。同时成立了由王明负责的长江局,对外称中共代表团,负责与国民政府谈判。有着“第二政治局”之称的长江局,处处与延安毛领导的政治局“作对”。长江局提议召开政治局会议,不太情愿的毛被迫同意,于是在1938年的2月底、3月初召开了史称的“三月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批准了王明、周恩来提出的加强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

        1938年初,日军进攻武汉,毛发表《论持久战》,暗批周恩来,周恩来领导下的《新华日报》不予转载。同时,毛防止王明插手军队事务,命令八路军进入华北打游击,建立根据地。到1938年秋,八路军从三万人发展到二十五万人(1939年底至1940年初发展到近五十万人),八路军的迅速发展壮大也开始让朱德、彭德怀等军方领导信服毛的策略。1938年4月,张国焘为了摆脱毛的迫害,逃离延安,在5月2月发表的《告国人书》中指责中共只是形式上改编红军、取消苏维埃、停止土地革命,实际上是要保存实力,等将来与国民党争取政权,“抗日合作不过为达到此目的之宣传手段”。

        1938年8月,王稼祥从苏联回到延安,带回季米特洛夫的口信(苏联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由于王明的老师米夫此时遭到斯大林清洗,王明也就失宠了。随后召开政治局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传达季米特洛夫的口信,王明领导的长江局被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取代。为了迷惑斯大林和蒋介石,毛在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表面上仍然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在闭幕会,毛又批评王明、周恩来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观点。

      中共在起初的两年(即1937年、1938年),抗战还算积极,随后中共为了扩张地盘,不打日军,专打友军。从1939年初到1940年初,国共冲突事件有数十起,有上千人被共军打死。1940年初,国民党高层上书蒋介石,提出“倭寇、汪逆、中共三者,已均为我之敌人”。此时,中共计划将华北和皖南打成一片,建立根据地,力争扩军百万。

        1940年秋发动所谓的百团大战也只是在华北敌后破坏日军的设施和交通要道,并非是正面交锋和阵地战。从1940年9月到11月的三个月期间,八路军伤亡一万六千多人,日军伤亡三千多人。

        1941年初的皖南事变,将抗战期间的国共摩擦推到最高潮。随后发生了德国入侵苏联、日军偷袭珍珠港,中共为了缓和紧张局势,在1942初派刚从苏联回来的林彪与胡宗南会见,大谈国共合作。10月,林彪又去重庆拜见蒋介石,高谈团结抗战。

       1942年国共进入缓和阶段,中共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也不再对日军主动出击。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想用军事手段解决中共,而蒋介石想用政治手段解决。1943年12月22日,苏联通过共产国际原负责人季米特洛夫致电毛,要求毛与国民党加强合作抗战。1944年,中共派林伯渠与国民党谈判。国军豫湘桂会战失利,又为中共谈判增加了筹码。1944年7月,美国想借助中共在华北和华中的沿海据点登陆对日作战,不顾蒋介石的反对,派军事观察组到延安。美国还试图对中共进行军事援助,以切断中共与苏联的联系,将中共纳入国民党主导的民主联合政府。

       中共一直在加紧准备内战,国军一方面要对付日军,另一方面也要防患共军。中共不全力抗战,甚至制造摩擦和分裂,无疑也是日军不断取胜的原因之一。种种证据显示,中共与日本还有勾结。蒋介石在1945年3月30日的日记中就指责中共:“以倭寇为其掩护者,以沦陷区为其逋逃薮,一面推动寇军进逼我军,扩大其沦陷区,乃可扩充其势力范围。对外宣扬其所谓敌后政权地域之广大,人民之多,而其实勾通敌寇,为敌寇保护后方基地,与敌寇相约各不侵犯,使敌寇可以专意进攻我国军,而彼则反宣传我军无意抗敌,与敌谅解以诬之。今日之势,共匪与敌寇已相依为命,敌寇冥顽,且愿为其效前驱,而以共同消灭我国军与政府,以求好于共俄矣。”

        抗战胜利后,中共就下山摘桃,在华北和东北与国民党争抢地盘。对日军中共只是打游击,而对友军中共却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